讀+：明清之際，傳教士們來到中國，與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結交，帶來了最新的地理和科學知識，講述了西方國家和社會的一些情況，為什么沒有引起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的足夠反響？
張國剛：總體上，西方科技在明清時期未能發揮重大作用的基本原因在中國社會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棄自身文化的優越感。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不怎么相信，把新知當成“志怪”和談資；另一種則是把傳教士們所說附會到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比如把地理大發現、全球幾大洲的概念，附會到了戰國時代鄒衍的“九州”說。鄒衍認為在中國赤縣神州這個小九州以外，還有另外八個和九州相同的州，即中九州，在中九州以外，還有另外八個和中九州相同的州，即大九州，等等。
客觀地說，這種“古已有之”、把外來新事物和本國傳統聯系起來的辦法，是面對文化沖擊時常用的策略。比如，王陽明的“心學”受佛教啟發，但是他將其聯系到莊子身上；再比如，佛教剛傳入中國時，知識界也是拿出莊子來。
面對傳教士們在天文歷法方面明顯的優勢，明末遺民首倡、康熙皇帝與數學家梅文鼎互相迎合的天文歷法領域的“西學中源”說成為中國士人維持文化自尊心的一劑良藥，但這種穿鑿附會的解說和無視事實的自我陶醉，就學術而言毫無積極意義。“西學中源”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看法，因為這種邏輯導向是不必再鉆研與吸收西學，更談不上深層次考慮中西兩種文化的異同與發展。這樣一種認識在思想界長期盤踞，造成的惡果可想而知。那個年代的中國士人，讀經、科舉、做官，其人生軌跡是平穩而封閉的，沒能“睜眼看世界”。
讀+：中國在東西方文明交往方面，有哪些值得記取的經驗教訓？
張國剛：回顧這段歷史，從根本上說，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巨大的經濟能量也是中國在中西交往中的優勢。問題是，公元1500年以后，歐洲人東來，明清王朝開始直接面對西方，沒有了東南亞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間商，明清王朝反而局促不安起來。或者說，沒有政治上的互信，明清王朝對于直接與陌生的歐洲人做生意，滿腹狐疑。
18、19世紀的中國，面對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朝貢體系，歐洲人也沒有任何奇珍異寶，可以平衡中國在絲綢、瓷器、茶葉等對外貿易的巨額出超。于是，大量白銀涌入中國，沖擊著中國的金融秩序，朝廷財政嚴重依賴白銀進口，中國東南地區的產業分工甚至也依賴上了對外貿易。這是漢唐時期所不曾有過的。
于是，當歐洲人為了平衡貿易逆差，向中國銷售毒品鴉片時，經濟貿易演變成了政治和軍事沖突，已經不可避免。
鴉片戰爭到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我們重新審視絲綢之路上的政治經濟學，我們發現建立政治上的互信，軍事上要有自我保護能力，要有拳頭產品，很好地處理經濟貿易和金融問題，這些歷史的經驗，對于當前的“一帶一路”建設，仍然不無啟發意義。
本文節選自：長江日報-長江網 李 煦